高校技术转移模式是指技术从高校向技术需求方进行输出的过程中全部的途径和方式，包括技术转移的机构设置、资金来源、转移方式等内容。这种模式实现了科技成果的价值，是科研成果从产出到实施中的必要环节。

香港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南大学技术转移模式现状

香港大学代表了以市场因素为转移动力的市场驱动型高校，将“市场”与“科研”有机结合。科研项目以市场主体需求居多，科研和转移资金由企业独自提供或由政府联合企业共同提供。香港大学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评估机制，依靠独立的机构——港大科桥有限公司作为专门机构，负责港大技术转移，采取技术许可和创建衍生公司等方式进行技术转移。

清华大学和中南大学代表了以政府支持为转移动力的政府驱动型高校，是教育部直属高校，代表了前沿性研究，因此国家政策指导性重于市场，项目和经费约七成源于政府纵向课题。清华大学和中南大学技术转移依靠内设行政管理机构进行运作，例如技术转移办公室，以合作创新和技术授权为主要转移方式，科研项目的最终验收以政府规定的衡量标准为依据。

根据incoPat科技创新情报平台检索和香港大学年度研究报告[1]的数据，自1998年以来，以三所高校名义申请专利和授权专利的数量如表1所示，

表1 三所高校1998—2015年专利申请、授权及失效情况 

技术转移是高校将技术成果商业化、产业化的过程，作为高校科研成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高校对科技成果的运用能力。根据科技部关于2014年科技统计资料，清华大学签订技术转让合同680项，实际收入613524千元，而中南大学签订的技术转让合同共14项，实际收入3370千元[2]。根据香港大学的数据，2015年，香港大学有601项技术/知识转移相关文件，包括技术许可，技术咨询和材料转让等，其中签约方香港境内218件，内地161.5件，北美111件和欧盟57.8，其余地区52.7件，港大科桥有限公司与各种工业部门共进行了9项合约研究项目，许可累计149个，总体商业化率为34.8％。[3]转移效果一方面可以反映专利等技术成果的质量，另一方面也能体现其技术转移工作的完善性，可见清华大学和香港大学技术转移模式有值得借鉴之处。

表2 清华大学和中南大学技术成果转移情况（2010—2014年） 

表2（续） 香港大学技术成果转移情况（2011—2015年 

高校技术转移必不可少的两个元素——“资金”和“人员”

高校技术转移资金源于政府和社会主体两方面，但无论何种驱动模式，都面临经费短缺的问题，毕竟获得政府大量资金支持的清华大学是个例，大部分高校依靠政府提供资金，但远不如清华大学经费充足。因此，这样的高校想要强化技术转移的成效，必须加强与市场的接轨，增加市场主体参与，从社会资源中汲取所需要的转移经费、场地等资源，改变“被动”转移的现状。从资金来源来看，除了提高技术研发水平，申请国家政府能提供的有限制的资金以外，重要的途径是招揽私人和公司进行投资，包括风险投资和合作创新。

“人员”是技术转移落实的根本，“专业的机构”是骨骼，“专业的人”是灵魂，成功的转移例如斯坦福等高校都依靠了职能分工明确的机构，以及配饰合理且数量较为庞大的转移人员队伍，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港大科桥有限公司是香港大学技术转移的核心，以技术转移为职能，单一且明确，实现了港大技术成果的高效转移。

中介机构可以为高校技术转移模式提供“专业的人”

正是因为高校的技术转移离不开“资金”和“人员”，而我国高校人员编制受限，大部分高校在短期内无法实现扩招或水平提升，因而在转变的过程中，中介机构可以发挥其自身的优势，为高校提供“人员”，并且是“专业的人”。

中介机构能为高校提供多种类型的综合服务，除了传统的专利申请、版权登记等服务以外，新型知识产权中介机构能为高校提供专利信息检索分析，高校贯标、高校专利技术运营等专业的知识产权服务，还能为高校提供专利技术质押融资和风险投资等金融类服务。中介机构的优势除了提供“专业的人”以外，更重要的是中介机构与高校相对独立，一家机构能为多所高校同时提供知识产权或金融相关服务，为众多转移模式不完善的高校提供了好的平台和接触市场的机会，省去了构建校内转移机构的繁琐过程。不仅能为发展中的高校提供基础的转移服务，也能为转移需求较高的学校提供更高端和更专业的平台和服务。

技术转移专业性强，需要法律、营销、风险投资和控制等多种职能的配合，大数据时代可能还需要数据分析师等信息分析人员，转移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构的职能是否明确以及人员的配置是否合理，因此，在无法在高校内部实现上述配置的情况下，选择合适的中介机构不失为解决高校技术转移困境的好办法。